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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的博客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踏雪无痕

 
 
 

日志

 
 

读《粉墨》《哀书生》(一)  

2015-01-02 11:3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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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墨》,胡康华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0年7月

《桃花劫》(组诗),翟永明,《花城》2011第1期 

  “书生”,通常泛指文化人或读书人,贬义多于褒义。他们由于痴迷于自己的事业,不善与人打交道,常常不得志,所以易中天在《书生意气》中说:“是不是书生,不光看读不读书,也不光看年纪大小,还得看通不通世故。如果年纪一大把,仍然一点世故都不懂,那就还是书生一介。”的确,所谓书生,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也不等同于高学历,但他们有真才学、有真性情,他们更是一类性格相近的文化人,这种性格通常被描述为“狷”“耿”“迂”等。

  《哀书生》是当代女诗人翟永明组诗《桃花劫》(全诗共四组:《桃花劫》《哀书生》《游湖记》《镭射秀》)中的第二组。诗人在这组诗的开篇吟咏道:

活在1699年

你就是一介书生

风流倜傥美人缘

活在1969年

你就是一个罪人

披发散衣

掩面低首

密封在一套古老戏装

被批斗

被游街

被角色演绎你

成为你演绎过的角色

  同为书生,似乎因年代不同,命运迥异。作者在《哀书生》的副题中标注,创作这首诗是“因绝调词哀书生而忆冯喆”。

  冯喆,原名冯贻喆,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他向往新中国的新生活,1950 年由香港回到解放后的上海,在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工作,后调入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他痴迷演艺事业,为了演好工农形象,他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主动去朝鲜战场慰问演出并深入生活,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得过血吸虫病,甚至摘去了脾脏。无论是电影《南征北战》中的营长、《铁道游击队》中的政委、《羊城暗哨》中的侦察员等工农子弟兵形象,还是《桃花扇》中风流倜傥的书生侯公子,他那“英俊的面容”、“优雅的气度”和“明朗温暖的微笑”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样一个真诚、勤奋的普通书生,1969年,在那个黑白颠倒的疯狂年代,他没有躲过命中的桃花劫。

  诗人翟永明年少时在成都八宝街电影院门口目睹冯喆被批斗的经过。冯喆,那个曾经的“壁上图、书上影、剧中人”,此时沦为“牛鬼蛇神”,被迫身穿《桃花扇》戏服,手执折扇,任人唾骂。“风流倜傥美人缘”的书生和“披发散衣掩面低首”的罪人,交叠出现在诗人的脑海里,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让单纯的少女无法释怀:

那一晚  彻夜未眠因为

在电影之外见到你

那一晚  彻夜未眠因为

你形容枯槁面如死灰

那一晚  彻夜未眠因为

你是牛鬼蛇神  万人唾弃

  几十年过去了,冯喆当年被批斗的场景依然在诗人的脑海里徘徊,历历在目,锥心刺痛。如今,当年天真的少女也已成为“一日不作诗/全天不快乐”(《哀书生》)的书生,已深知书生的命运是注定的,并不因年代不同而命运迥异:“活在17世纪,与活在今天/活得同样尴尬/我们怎能只给你盛唐而不给你晚明?/我们怎能只给你风流而不给你唏嘘?(《桃花劫》)诗人已经成长,诗人不再困惑,诗人知道一个原本“不问世事”,只知埋头艺术创作的书生,却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年代惨遭羞辱,甚至被剥夺生命,罪错不在书生,“公子多情/桃花多情/历史霸业皆多情”(《桃花劫》)。

  在来势凶猛的“文革”风暴中,冯喆被扣上“夏衍黑线人物”、“文艺黑线的黑干将”、“特嫌分子”等大帽子。他解放前参加的由党的“左翼”文化运动领导的“同茂”剧团演出的经历和解放前夕赴香港拍片的经历,原本是他一生都可以引以为荣、感到自豪的,此时却成了他无法辩白的“历史黑点”。但只知戏中事,不通人间事的书生冯喆,不明白在这场非理性的群众运动中自己已是“秀才遇上兵”,仍然天真地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申明、表白、解释和辩护,换来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批斗游街,一次比一次更残暴的拳打脚踢。最终,这场革命要了他的命,但至今,“他杀”还是“自杀”,依然是一个谜。

  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的译者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曾在《毫无目的的残酷》一文中指出:“文革”借“阶级斗争”的名义,大规模、有组织地针对底层民众的残酷,除了给迫害者带来自视优越的快感外,它的残忍的唯一意义就是毫无意义,而这种残酷是20世纪人类活动最重要的特征。书生如冯喆的悲剧就在于他是无辜的,他并没有做错什么,甚至他什么也没有做,却在“武斗”者“毫无目的的残酷”和自视优越的快感中,成为非战争年代历史霸业的牺牲品。“香扇打开来就是美人花/合拢来便要了你的命”(《哀书生》)。在那样一种生存境遇中,可哀的艺术家、书生又岂止是冯喆。京剧表演大师周信芳,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那是一个长长的名单,那还是整整一代艺术家、书生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

  2009年,诗人翟永明偶然得到赠票,去国家大剧院观看《1699?桃花扇》,诗人的心机被触动,写下组诗《桃花劫》。而《哀书生》一组则是全诗最富意蕴的“魂”。其实,翟永明对于冯喆几十年挥之不去的记忆,恰恰是经历过“文革”的人的集体记忆。明白这不是生活在1699还是1969的表象差异后,诗人含泪吟咏:

活在1699年  易碎的是人心  是王朝

活在1969年  俯首的是书生  是狷狂

  在狷狂书生俯首的刹那,这个世界被颠倒了,因为“要你的命就是要冰山的/夺你的魂就是夺文章的/谴你的心就是谴人心的”(《哀书生》)1969年,被剥夺、被伤害的不仅有书生遗世独立的生存姿态——狷狂,还有整整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文章的灵魂和个人的良心。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年代、整个社会良知被屏蔽的时代,“人心”也好,“王朝”也好,又岂能坚固?数年后,这场不得人心的“文革”结束了,作为对人类文明的一场浩劫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冯喆之类的书生却“死得空如箜篌,轻如鸿毛”(《哀书生》)

    说冯喆死得“轻如鸿毛”,是因为他还算不上是这个社会的“良知和良心”,他不曾“以超功利的态度对社会人生进行独立的思考”(易中天《书生意气》),至死也不曾觉醒,更不曾反抗。但他考验了这个社会的良知和良心,暴露了这个社会的扭曲和变态。与他相同命运的人,不仅有周信芳、言慧珠等文化界名流,在民间、在乡村,甚至在遥远的西域荒漠,有一些同样酷爱表演、痴迷演艺的文化人,也在同一时期遭受了同样可哀可叹的摧残,却如落地桃花,悄无声息。新疆作家胡康华的长篇小说《粉墨》就浓彩重墨地描写了一个这样的书生——宁为玉——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表演者,更写出了书生被批斗、被侮辱、被践踏背后的故事和人物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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