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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的博客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踏雪无痕

 
 
 

日志

 
 

哦,蔡元培(上)  

2014-03-09 11:32: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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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星云集的《建党伟业》中,蔡元培如流星划过夜空,一闪即逝。但是,没人能否认:如果没有他,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和教育,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该是另一番模样。敬佩并喜欢蔡元培的我,多年来穿梭在许多关于他的字里行间,试图找出一个官场之外的蔡元培,一个讲坛上的蔡元培,拼凑出一个公众视野之外的活色生香的真实的人。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中文一向有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传统,何况是这样一位被大家景仰的大教育家。尽管如此,在汗牛充栋人云亦云的文字中,我还是看到了些许与众不同的色彩。

了解北大的人没有不知道蔡元培的。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在他治下,北大成为无数教授、学者和文人笔下的“教育理想国”。此外,大家熟悉的是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的蔡元培;是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法留学、1912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这样一个与数据、年代、职衔、事业、业绩等紧密相连的蔡元培是高高在上的,冷冰冰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正如谚语所云:“如果仅仅是个医生,那他就不是一个好医生”。

作为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在《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中有这样一段颇富传奇色彩的生动的描述:

光绪乙亥年的秋天,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嘉宾会集,杯盘交错,似乎兰亭修褉和桃园结义在那盛会里杂演着!

忽地里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

“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大家哄堂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摘自《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75页)

在绍兴中西学堂读书时的蒋梦麟只有十二三岁,这一段故事是他听学长们演绎的。这个少年学生们眼里的热血青年、性情中人是这所学校里的新监督——“山阴才子”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那时的蔡元培是当地的传奇人物:18岁设馆教书、26岁中进士,点翰林,28岁任翰林院编修。一位浙中科举出身的老前辈曾大段背诵蔡元培乡试中举的文章,蒋梦麟一直记得其中让时人颇感“触目”的一句话:“夫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其实,这不过是告子“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翻版,孔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的简版。这句在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一句话,在当时却是难得的不随俗从流的文字。由此,可见时风之闭塞、时人之寡闻。蒋梦麟概括那时的蔡元培说:“酒量如海,才气磅礴。论到读书,一目十行。讲起作文,斗酒百篇。”这段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白,也让我看到了蔡元培儒雅书生之外,豪放不拘的另一面。

在绍兴中西学堂做督学的蔡元培也教课,教反切学,这是当时学生识字、查字典必备的知识。后来做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依然教课,教美学,但只有短短的两个月。

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蒋复璁,几十年后,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他报考北大,在马神庙新造好的大门里空院内等候考卷的一个场景:

台阶上坐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穿黑马褂的先生,靠在铺绿呢的桌上,用红硃笔点名,态度非常安详,真是慈而有威。

(蒋复璁《追念蔡先生》,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85页)

当他得知这位先生就是他从小就仰慕的蔡元培时,顿感“莫名的喜慰”和“骄傲”,并满怀深情地说:“我想这才是大学生的光荣,有这样一位校长来陶熔,那不是幸福吗?”幸福的蒋复璁还是幸运的。蔡元培在北大短短两个月的美学课,蒋复璁是有幸聆听的一员。他记得蔡元培讲课“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带图画给学生看,使得因中国长期闭关锁国而闭塞的学生们大开眼界并听得“很有味”。每次蔡元培讲课,可坐一两百人的大教室都挤得满满的,连讲台上都挤满了人。后来不得不把教室换到北大专作演讲用的大讲堂——前公主府银安殿。据蒋复璁回忆,就他在北大上学期间,因学生太多改用大讲堂上课的有三位,除了蔡元培,一是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27岁起任北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胡适之;一是只有中学毕业文凭、24岁起任北大讲师,讲授“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梁漱溟。讲哲学而有如此听讲盛况,在中国,恐怕也只有那个年代的北大和后来的西南联大了。这与蔡元培爱好哲学并为学生延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所以开发了学生的哲学兴趣密不可分。后人欣羡这一时期的学生纷纷成为后来的学界大师,每每赞扬这一时期的学术风气,却忽略了这一时期学人对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的重视以及人文精神所给予学生的养成教育的功绩。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曾说:“人文学科和科学都是大学教育的组成部分,一所优秀的大学应该在自己的教育理念中体现这两者。……真正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科学家不可能在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时候不受到人文精神的鼓舞。”而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院士也说:工科是办实事,理科是讲道理,文科是探求意义。这三方面都很重要,办实事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做基础理论研究是为社会发展提供原创性动力,而文科是为人生创造意义。

来北大听讲的人既有北大选课的学生,也有校外人员。孔夫子讲课,有教无类,但须“束脩”。而北大自蔡元培始,来者不拒。只可惜,课没讲完,蔡元培出国,课就停了。

此外,在上海爱国学社,蔡元培还讲过伦理学。他兴趣广泛,不仅讲课,也常抽空听课,柳亚子的《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简略记录了蔡元培在中国教育会通学所每天听陶焕卿讲催眠术一事。蔡元培的教学和研究是同步的,教学之余出版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和《欧洲美学小史》。不过他一生的成就,正如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所言:“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于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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