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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的博客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踏雪无痕

 
 
 

日志

 
 

师问(三):“工程师”还是“可怜虫”?  

2009-05-17 08:07: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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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年读师范,一进校门就看见这样的大横标:“教师是阳光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一种即将为人师表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赞美教师的喻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否定教师的则比之为“可怜虫”。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的观点就颇具代表性。他回顾自己漫长而乏味的八年中学生活说:“那种令人沮丧的学校生活也不能怪我们的老师。对于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束缚于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当中午学校的钟声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获得了自由,欢愉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过了好几年,他们也还只知道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而且,就当时的教学方法而言,他们除了批改出‘学生’在上次作业中有多少错误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了。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坛上,我们坐在台底下;他们提问,我们回答,除此以外,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师生之间,在讲坛和课椅之间,在可以看得见的高高在上和可以看得见的眼皮底下之间,隔着那堵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它阻碍着任何的接触。”

这段话虽然不是就今天的教育而言,也很偏激,可说心里话,读了这段文字,我感到汗颜。这里有我的影子:像学生厌学一样,我也有过厌教;完成教学任务之后,我的自由欢愉之情的确不亚于学生对放学的期待;每学期若干个班走马灯似的几十个课时,使我确实只认识学生中的极个别,还叫不准他们的名字;为了不因与学生的交往影响我评判的公平,我主动和他们保持距离。可天地良心,我从未把自己高高地摆在“权威”的讲坛上,也力求教学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多样;我也从未只关心学生作业中的错误,更注重通过作文的批改引导学生做人的细心、思维的缜密、判断的准确、表述的完整,甚至诚实的品性、良好的修养。因为批改作业差不多是我和全体学生课堂之外的唯一交流,我非常珍惜。

一次又一次,我调整好心态兴致勃勃地走进教室,却很快被一些学生的“厌学”情绪感染而黯然失望。为了不让自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太多的伤害,也为了不把从学生处得到的坏情绪带到自己的生活中,我努力想让自己只关注那些爱学的学生,忽略甚至视而不见那些不肯学的学生——学会不爱他们也不恨他们——不关心他们,只完成自己的工作计划就行。但是作为母亲,以己之心度人,我无法漠视学生对学业的不敬。《三字经》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既然为人师表,我怎能以一句“无奈”来推脱责任?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教师对学生的忧虑正如孔子所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学生毕竟是祖国的未来。

我与那些“各色”的学生中间的确有一道鸿沟,我无法理解他们那种奇怪的思维逻辑——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我鄙夷他们极度的自恋以及“把肉麻当有趣、把无知当深刻、把狂妄当气魄”的年少轻狂,我诧异他们把考试成绩的不理想归之为是老师不“给”及格,我愤慨他们把教师的热心辅导视作“扫面子”、正常管理当作“为难”。但我很少试图和学生进行课外的交流,总是一相情愿地站在讲台上提问。主要是我没有时间。迫于生活的压力,每周20个左右课时的课堂讲授和几百份作文逼得我抬不起头。当然我也缺乏和学生交流的兴趣和信心,我更愿意花时间去认真备课、开展教研,我认为这才是我的正业。

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又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在韩愈看来,受业的是“小学”,即古人所谓“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传道解惑的才是“大学”,通常“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他认为一个人“小学而大遗”,“未见其明也”。作为大学教师,我重“小学”而轻“大学”,不同样的不明智吗?

我们今天在大学教书,如果只知“受业”,不思考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为人之“道”、应该有怎样明确的是非观念而不“惑”,并积极的寻找对策,那我们做教师的良知何在?意义又何在?我们只是受业而已,怎能担当“最崇高的职业”和“灵魂工程师”的赞誉?

如果一个人在大学时代不能激发出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信仰以及为事业而献身的理想,让他走上社会后再去培养和产生这些理想及信念,几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高校扩招,高职生源素质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高职教育应摆脱学科教育的模式,降低对学生理论素质的要求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升学率上升了,社会的良知不能扭曲,我们所培养的人才,绝不能是道德素质低下的人。

我很喜欢旅法作家祖慰在《棒喝教育——重逢教育改革家刘道玉》中的一句话:“牺牲人类公益的风骨还能铮铮鸣响吗?”邪不压正。我们今天做教师,再难也不能把自己变成“可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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